1970年的“四五”计划中，中央政府要求各省、区发展小煤矿、小钢铁厂、小化肥厂、小水泥厂和小机械厂，以“形成为农业服务的小而全的工业体系，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并决定中央财政拨出专项资金80亿元用于发展地方五小工业，制定了计划、物资、财政、劳动用工等一系列优惠政策。
与此同时，三线建设的推进，中央下放企业管理权使地方获得了较多自主权，提高了地方建设积极性。下放到地方的机关干部、科研人员及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也给农村地区带来了科技文化知识和经济信息。为支援地方“五小”工业，上海、东北等老工业基地为全国地方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设备（如上海市1970年为各地制造100多套小化肥厂的关键设备）。
1970年全国有近300个县、市兴建了小钢铁厂，90%的县建立了农机修造厂，20多个省、市、自治区建起手扶拖拉机厂、动力机械厂和农机具制造厂。1970年地方小钢铁工业的炼钢能力较1969年增长1.5倍，生铁产量增长1.8倍，小化肥厂、小水泥厂的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40%，以小煤窑为主的南方各省煤炭产量增长70%。到1975年底，地方“五小”工业的钢、原煤、水泥、化肥年产量分别占全国的6.8%、37.1%、58.8%、69%。
有评价说“1970年至1976年间，地方‘五小’工业的发展速度是前所未有的”，“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利用和发挥当地资源优势，满足当地工农业生产及市场的需要，提高当地的经济水平。……吸纳了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增加了农民收入，培养了一批生产经营人才，初步改变了农村的经济结构，……为80年代后乡镇企业的崛起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但也有学者认为产生了不少问题：如不顾条件，盲目发展，确定项目和选址不进行科学论证，搞“首长工程”，缺乏规划，互相攀比，一哄而起，发展过多过猛。片面追求本地自力更生，重复建设，一些小工业原料没来源，产品没销路；片面强调土法上马，因陋就简，“边勘测边设计边施工”，不讲企业管理、成本核算，结果是规模小、设备差、工艺落后，消耗大、成本高、质量差，污染严重；新增职工过多，采取“人海”战术，这种粗放式经济发展模式后劲递减。被批评为“‘山头经济’、‘诸侯攀比’的‘命令经济’”，“高耗低效”，“加剧了经济的无政府状态”。最极端的例子来自西藏自治区，那里的五小工业“其建成之日，就是亏损、报废之时”。
参考资料：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1949-1978 第二卷》，《第二十二章“斗、批、改”运动与70年代初的国民经济•二、70年代初的国民经济》，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