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调整的进退节奏取决于创新进程。如果制度、产业和技术创新的进展快，那么传统和落后产业退出、收缩甚至淘汰的节奏也快。目前在中国，过剩的是产能，稀缺的是创新，创新活力直接决定了结构转型的进程。
以顶层设计为特征的体制创新，应置于优先于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的地位。令人遗憾的是，现在不乏散点状的技术创新，但制度和产业创新仍匮乏，这决定了调结构是艰巨漫长的过程，并非调整了有色、钢铁、船舶、煤炭、水泥、铁合金的产能，新兴产业就会自动雨后春笋般涌现。
投资仍是主角，硬的和软的基础设施投资在中国仍极其重要。中国是一个公共政策尚待完善，公共产品和服务覆盖不均的大国。交通、物流、信息、生态、教育、医疗、养老、艺术等公共品的投资仍有很大余地。人们对环境、社会保障和教育的抱怨是明显的证据。从硬的投资来说，信息骨干网络、陆?？樟慕煌ㄊ嗯凸歉赏缃ㄉ枞匀徊蛔?；从软的来说，在很大程度上，城镇化甚至就是公民权利的均等化，是市民和农民应当享有同样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人”的城镇化。如果投资是政府在履行公共财政的义务，而不是越位代行企业家的膨胀冲动的话，投资仍将在未来扮演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角。
消费着眼长远，最宜顺其自然。消费往往得到过多赞美。储蓄、节俭和克制是人类永恒的美德。负债、奢靡和放纵总会让人类迷失。因此消费在经济增长中扮演什么角色，应顺其自然，毕竟消费基本上是私人部门的行为，政府消费不是主角。人活著有多幸福，可能更多地体现在活得长久、健康、和谐和品味等质量上，而不是吃穿住行所耗用的金钱数量上。反之，过度强调消费，则往往是一些民主国家的国民逐渐懒惰，最终要么走向债务?；醋呦蛏缁岫吹母础?/span>
钟伟：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