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在快速的城镇化进程中，“大拆大建”虽时遭诟病，但“短命建筑”却绝非个案。据一项对4916人进行的调查显示，85.8%%的人表示自己所在城市有过“短命建筑”。对于“短命建筑”，人们常归咎于“规划短视”。然而，“短命建筑”频出，仅仅是规划的责任吗？
近日，有媒体报道，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马湖新村刚刚建成5年的400余套“联排别墅”近期就要拆迁，拟在原地复建，进行商品房开发。此举引发热议。而就在不久前，
层出不穷的“短命建筑”
近年来，在快速的城镇化进程中，“大拆大建”虽时遭诟病，但“短命建筑”却绝非个案。据统计，目前我国每年老旧建筑拆除率占新建建筑面积的40％左右。按照我国的强制标准，普通建筑规定的合理使用年限是50年。然而，我国建筑实际平均寿命不到30年。
据介绍，马湖新村的“联排别墅”是农民还建房，大体上分为2003年的一期、2005年的二期、2008年的三期。也就是说，寿命最短的，还不足两年。今年2月6日被爆破拆除的江西南昌五湖大酒店，以及
另据媒体报道，经济实力在河北省排名靠后的衡水市，最近也准备在市区建设一个占地数百亩的标志性工程——滏阳文化广场，为给广场腾地儿，亭园小区的居民面临拆迁，而让当地居民困惑的是：“亭园小区是经济适用房，这些楼建成的时间长的十来年，短的只有五六年。”
“短命建筑”频出，罪在规划？
对于“短命建筑”，人们常归咎于“规划短视”。而作为“短命建筑”的始作俑者，也往往打着“发展需要”、“规划调整”的大旗，让建筑“短命”合法化。
然而，“短命建筑”频出，仅仅是规划的责任吗？谁又是规划背后的真正“推手”？
安徽省宿州市委书记李宏鸣曾提出这样的观点：在城镇化进程中，一些建筑出现的“短命”现象，涉及城市规划、建筑设计、地产开发等方面。政府拆迁的成本是通过土地收益获得补偿，只要拆迁成本低于土地收益成本，在政府认为需要的时候，就可能同意拆。从开发商来说，只要拆后的收益大于拆迁开发的成本，就会有投资的冲动。
也就是说，拆旧建新，不但可以让城乡面貌日新月异，而且还可以拉动内需，这是看得见的“政绩”，那么，何乐而不为？作为开发商，可以从中赚得个钵满盆满，自然会极力推动。
据介绍，“武汉市洪山区马湖新村的这片土地，政府以8.8亿元挂牌出让；开发商保守利润至少8亿元，乐观的话，可以赚到10亿多元。”当年有西子湖畔第一高楼之称的浙江大学湖滨校区3号楼的被炸，是因为大楼所在地块已被出让，其出让价高达24.6亿元。五湖大酒店，爆破拆除后原地重建，四星变五星，22层变25层，经济收益自然也可以再上层楼。
不难看出，导致建筑“短命”，与个别地方政府官员的政绩驱动、开发商的利益诉求不无关系。在这个过程中，规划不过是为其所用而已。为了让建了拆、拆了建合法化，那么，就需要打着貌似合理的旗号，对“过时了”的规划进行调整———在这个过程中，规划，只是一个工具；利益，才是背后真正的推手。
呼唤更多公众参与的制度设计
拆旧建新也许可以拉动GDP数字上的增长，却显然不会如有关人士所说会取得“多赢”。以马湖新村为例，且不说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由此抬升了的房价、提高了的生活成本，又将由谁来承担？
因此，在个别地方官员声称“多赢”的同时，来自部分村民的却是无奈的叹息与不解。然而，在这件事情的决策上，他们显然没有取得足够的话语权。
而要改变建筑“短命”状况，扭转在这个过程中规划沦为“工具”的尴尬处境，就需要强化城市规划的公众监督机制，让民众有更多的话语权。让规划的命运与当地居民的意见同行，在城市规划的整个行程中看到公民真正广泛、深入参与的影子，只有这样，“短命建筑”才会减少。
试想，马湖新村400栋建成5年的联排别墅，在决定变更土地用途之前（据说，武汉市城市规划管理局
建筑，假“规划”之名，“英年”早逝，合法“正寝”。虽叹其短命，又能耐我何？同样，假如有更严格规范的制度设计、更广泛深入的公众参与，我们也可以假“规划”之名，让建筑得以“长寿”、不再“短命”。
中国建设报： 李兆汝